浙江勞動爭議案件高位徘徊

　近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與浙江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分別發布勞動爭議仲裁和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這兩份白皮書顯示，近5年來，浙江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增長，至今高位徘徊。

　　浙江高院的白皮書顯示，2008年至2012年5年間，該省勞動爭議糾紛案件數量雖有起伏，但一直高位徘徊。2008年為19193件，比2007年增長159.61%；到2012年，新收案件已達25512件，創下歷史新高。2008年到2012年，全省法院共收勞動爭議糾紛案件94294件，為此前5年（2003年-2007年）25789件的365%。

　　勞動爭議大幅增長現象在仲裁白皮書中也同樣得到充分體現。浙江勞動仲裁院院長俞韻介紹，2008年-2012年9月，浙江各級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共受理案件497405件，比前5年（2003年-2007年）增長了97.1%，涉及勞動者753989人，涉案金額85億元，比前5年增長150%。其中全省勞動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爭議案件186815件，比前5年增長108%，涉及勞動者233940人。

　　對案件數量的持續高位運行，浙江高院民一庭庭長蔣衛宇認為，一是受到宏觀經濟形勢影響，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為壓縮經營成本，或加重勞動者工作強度，或減少福利待遇，甚至拖薪、欠薪、裁員直至關閉企業，使得勞資矛盾升級。二是受《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等法律實施的影響。

　　蔣衛宇說，如2008年浙江勞動爭議案件收案數量出現井噴式增長，相應的勞動糾紛案件數量增幅同比增長159.61%，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到2011年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逐步加大，勞動爭議糾紛案件數量又開始抬升，直至2012年，經濟基本面仍不容樂觀，案件數量于是再度激增。還有的如一些企業受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進入了經濟轉型升級的陣痛期，如紹興因治理環境，要求印染企業搬離城區，引發大量勞資糾紛。

　　而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企業規范用工提出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則激發了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客觀上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對存在用工不規范現象較多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沖擊更大，以致糾紛大量發生。

　　此外，2007年4月1日國務院《訴訟費用交納辦法》規定勞動爭議案件實行按件收費，每件僅10元，較大幅度地降低了提起勞動爭議訴訟的成本，也在客觀上刺激了訴訟的發生。

　　白皮書顯示，拖欠勞動報酬糾紛一直是浙江傳統的勞動爭議案件類型，在2008年以前，約占到勞動爭議案件的80%，一些地區甚至達到90%。但近年來，主張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加班工資、工資變更等案件逐漸增多，請求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要求繳納社會保險、給予工傷保險待遇等訴訟請求也較為常見，還出現涉年休假工資糾紛、勞務派遣糾紛、同工同酬糾紛、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競業限制條款審查、事業單位經濟補償金的支付、用人單位直接向中院起訴撤銷勞動仲裁裁決等案件類型。

　　“勞動者的訴求日益多樣化、復雜化?！笔Y衛宇介紹，隨著新類型案件在勞動爭議案件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拖欠勞動報酬糾紛的占比在近幾年已降至60%，反映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達到較高水平后，勞動者的需求已經從單純關心工資收入轉變為關注更深層次的勞動權益，同時也反映出浙江在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取得的進步。

　　白皮書同時顯示，勞動爭議糾紛案件訴訟標的金額持續攀升，群體性糾紛逐年增多，非公企業成為勞動爭議案件的高發區域。據統計，2012年1～11月，一審勞動爭議糾紛案件標的額總量為5.71億元，比2008年全年增長159.9%。發生在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非公有制企業的糾紛，占案件總量的85%以上。

　　針對訴訟和仲裁中反映出的問題，蔣衛宇認為，企業的用工規范化、勞動者依法合理維權的意識以及勞動關系的保障與監管，均有待進一步加強。

　　在用工規范化方面，主要表現為勞動合同關系不規范和企業內部制度不規范，如用人單位往往合同簽訂率較低，合同約定不明；一些中小企業未能嚴格執行最低工資保障標準，逃避社會保險繳費義務；一些用人單位無故解除勞動合同、未履行提前通知義務解除勞動合同，終止、解除勞動合同時不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規章制度制定未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或未公示告知勞動者；有的企業為減少損失、避免爭議，在規章制度中作出對其有利的規定，等等。

　　而在勞動者依法合理維權意識上，有的勞動者在簽訂合同時不注意審查合同內容，也有的只顧眼前利益，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有的在糾紛發生后自恃處于弱者地位，盲目提出明顯不合理的訴訟請求；還有的勞動者拒絕調解解決糾紛，在訴請被駁回后反復訴訟，濫用訴權；更有勞動者發生勞資糾紛后采取哄搶工廠、封堵政府、威脅法院、集體上訪等過激行為維權，激化矛盾；少數勞動者利用法律規定，尋找用人單位的管理漏洞，進行不誠信訴訟，如消極怠工等待被解雇又要求用人單位賠償，故意拖延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又以用人單位未與其簽訂勞動合同為由主張雙倍工資，頻繁跳槽索取高額賠償等。

　　蔣衛宇認為，這些情況顯示了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對企業施行勞動合同制度具體環節監督的相對滯后，勞動監察執法力度尚待進一步加強?！傲硪环矫?，浙江企業用工以外來農民工居多，企業建立工會的比例較低，地方各級工會的職能發揮還有待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渠道也需進一步暢通?！?/p>